萧纲

　　精医，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自东晋南迁以来，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历代虽间或有奋发有为的君主，但大多数帝王贵族都安于逸乐，纵情声色。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往往以浮艳的辞句来表现空虚放荡的内容。萧纲在蕃及做太子时期，写作了大量这类题材的诗。当时的属官徐□、庾肩吾等又推波助澜，文学侍从之臣竞相仿作，形成“宫体诗”的流派。今存萧纲作品中，象描写女性声容情态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美人晨妆》等，都属于这一类。　　当时文人创作，已有不少以边塞为主题的乐府诗，萧纲也有一些这类作品，如《从军行》、《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度关山》等，在某些写作技巧上，开了唐人边塞诗的先河。他的咏物诗，写得也还轻巧，虽然轻细不足道，但这样的题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齐梁时代，虽然整个社会更替迭代、动荡不宁，但是南朝偏安江左，有比北朝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稠密的商业都市，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基础上，南朝君臣日益荒淫腐朽，耽于酒色。帝王荒淫放荡的生活为宫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生活基础。同时，文笔说和声律论的产生，使文学和诗歌形式趋于独立，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觉更为解放的时期。诗人和诗歌作品大量产生。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重。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代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　　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显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赞，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初封晋安王，昭明太子卒，立为皇太子，后嗣位。谥曰简文帝，庙号太宗。萧纲在政治上的成就远没有在文学上的成就大。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萧纲于中大通三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宣布并倡导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文学　　处于梁代后期的萧纲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深远。开创了划时代的宫体文学，为宫体诗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于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征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为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萧纲文学集团的成就，以及萧纲的文学论述所反映的文学理想，总地说属于广义的宫体。并不限于狭义的“《玉台新咏》体”的范围。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为梁朝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为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为太子之后，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于“简文、湘东”。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为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子显已于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为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萧纲为太子之后。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于《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于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为“异人间出”。《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为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于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　　《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于中大通六年（534）编撰成功。

生平事迹　　萧纲七岁出宫，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先后担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个儿童少年，若说他已经具备系统的文学理想，不免夸大其词，最多只能说具有一定的趣味倾向。经排比萧纲生平事迹，笔者认为，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间，萧纲返回京城的这段时间，对于萧纲文学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十五至十八岁，通常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内扬州文坛的风气以及一系列事件，对萧纲的影响值得仔细分析。　　众所周知，萧梁政权是自萧齐政权禅让而来的，梁初的文学也与齐代文学一脉相承。对齐梁时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诗人谢灵运名气极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近代文学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谢灵运诗歌的缺点明显，亦人人看在眼里。已故齐代诗人谢朓的成就，当时已得到普遍认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诗人当中，江淹（444—505）于天监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尽”，江淹的文学成就在他生前已经是昨日黄花，影响力有限。沈约（441—513）稳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齐永明年间，沈约已经在所撰《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将发明诗歌声律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名下，沈约的诗风属于永明体。若就在梁初文坛的影响力而言，任昉或许比沈约还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于齐梁间，与沈约齐名，当时号“任笔沈诗”。但是，当时文、笔有所区分，诗赋是文学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对自己没有诗名引以为恨，晚年倾力作诗。昉因博学，诗歌用事成癖，后进受此影响，文章殆同书抄，竟成一时风气。天监年间刘孝标编《类苑》、梁武帝敕编《华林遍略》，编撰类事之书的竞争，虽然未必是任昉诗风的直接影响使然，但是，属文煊博的需要，一时风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梁初十来年间的文坛风气，任昉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沈约次之。当时京城士子写作诗歌，用典的风气、讲究声律的风气，都比较盛。

　　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517—520），年轻的萧纲（十五至十八岁）正处于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为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为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出为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萧纲入主东宫，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为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为副领袖，又得著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虽然徐摛、庾肩吾这两位早期健将在东宫初期曾先后离开过东宫，但是，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 写作宫体诗的主张除了与“新变”的文学观念有关之外，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氛围、与永明体以来文学史发展的趋势也并不矛盾。宫体诗的倡导、宫体新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学史实际是可以衔接得上的。宫体诗的基本观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张“新变”，所以反对复古；主张修辞，所以反对“阐缓”冗长；主张文娱审美的倾向，所以主张“放荡”，主张美文学。